张申府在1925年一口气写下退党声明，这事惊动了整个中共高层，不是谁想退就能退的，更不是谁一退就能被记进历史。这年他才30出头，是中共创始人之一，还是党名的定调者，却因为不认同和国民党合作，跟陈独秀吵翻了，谁劝都不听，转身就走。张申府是河北人，出身不差，学问也扎实，他早年就在北大活动，和李大钊认识得早，一块搞宣传、翻译马列文献，脑子快，嘴皮子利，组织能力强。他和陈独秀、李大钊那阵子密切得很，1920年，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开始筹建时，他就是主心骨之一，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整个中共的雏形。有一段事儿，说陈独秀犹豫着到底该叫“社会主义党”还是“共产党”。张申府拍板说，叫“共产党”才有力量，直接，这个名就这么定了，没绕什么弯，他办事一向干脆，就是太讲原则。建党那几年，他拉了不少人进来，朱德、周恩来、张国焘，全是他介绍的，他很会识人，也懂怎么布局。黄埔军校创办时，他也出了力，推荐周恩来当政治部主任，这个安排后来对整个中共发展起了大作用。问题就出在1925年那场会议。中共四大开在上海，主题是国共合作，这事对很多人来说，是不得不走的路。可张申府觉得国民党靠不住，尤其是蒋介石，他说得很直，说“国民党言而无信”，共产党不能绑在这辆车上。会议上他跟蔡和森、陈独秀吵了个天翻地覆，连带气氛都僵了。会议结束，他一句话都不多说，写了退党声明，他不是冲动，更不是耍脾气，他是觉得这条路走不通。他那时候觉得，如果继续合作，就是卖理想，李大钊、周恩来都来劝，私下谈了很多次，但张申府一个劲摇头，说：“我退，不后悔。”退党后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研究哲学，翻译罗素，搞逻辑学，很多人说他是浪费了革命天赋，他不搭理，他觉得做学问比搞政治清净。他后来到清华教书，翻译、写作，成了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批哲学、逻辑学专家之一，他的课挺难懂，但学生多，很多人冲着他当年在北大的名声去听课。可他心里其实并不轻松，特别是抗战开始以后，中共力量壮大，他的老朋友都成了大人物，只有他一个人躲在书堆里，多少有点落寞。1948年，他在《观察》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呼吁和平》。文章很直白，说国共应该停战，不能再打了，这个立场当时很敏感，结果搞得不太好，民盟把他开除了，连他的妻子刘清扬都在报上登了离婚声明。这事让他在政界、学界都被冷落了，他不争也不说，还是天天进图书馆看书做笔记。他的老朋友周恩来知道他的处境，悄悄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工作，还腾了个研究室给他，他没有再提党，也没想着复出。到了晚年，有人问他后悔吗？他苦笑，说：“那时候年轻，想得简单，退党是我一生最重的一步。”这句话没多解释，但意思已经够明白。他没想再补救，也没找人翻案，只是偶尔跟人聊起来，会说起那些年北京建党的日子，说得挺有劲。张申府这一生，说复杂也不复杂，他骨子里是个讲理想的学者，但碰上时代的激流，就被卷进去了。他不擅长妥协，也不擅长斗争。，他要真跟了陈独秀走下去，说不定也是中央要员，可他不愿做违心的事，一旦看不惯就走。他和陈独秀、李大钊本是一路人，后来走的路完全不一样，李大钊殉难，成了烈士；陈独秀晚年失势，被批判；张申府则选择了离开，用一辈子的沉默表达不认同。他没大起大落，也没身败名裂，只是被时代轻轻推走了，成了背景板。他的儿子曾回忆说，家里很清苦，但父亲每天都穿得整整齐齐，早上去图书馆，晚上回家吃饭，不多话，做笔记、整理稿子，是他每天的固定安排。他翻译过《西方逻辑史》《罗素哲学文选》，这些书后来都成了大学里的教材。张申府的照片现在还挂在一些党史资料馆里，名字在中共创建人的名录上也能查到。他虽然早早退党，但在历史上并没有被抹去，周恩来曾评价他说：“他是我们的老朋友。”这句话，意味深长。这人一生没写自传，也没搞什么回忆录，连自己的退党声明也没留底稿，别人问起时，他就说：“当时不认同，就走了。”这个“不认同”，他用了五十年去消化，也用了五十年去坚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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